Day: August 24, 2020

韩都衣舍创始人:销售额从130万到15亿,只靠一招!

赵迎光,韩都衣舍创始人。 在韩国工作10年,他见证了韩国电子商务从起步到成熟的过程,并从中看到了机会。 一开始,他在易趣、淘宝开网店卖化妆品,但成绩都不太理想。 2007年,他到韩国一家日销售额超100万人民币的知名网店拜访,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网店所属公司的社长告诉赵迎光三个秘诀:第一,在网上卖东西,一定要做自己的品牌,将来有机会;第二,一定要卖女装,女装这个行业是电子商务最热的行业;第三,女装款式尽量多,更新尽量快,性价比要高,只要做好了,一定能成功。 2008年,赵迎光带着三个秘诀回国创业,成立韩都衣舍。 第一年,销售额130万,2014年,销售额破15亿,如今成了“互联网快时尚”第一品牌。 从一个网店小卖家到企业创始人,赵迎光是如何做到的? 1. 6年时间里,从130万到15亿 最早韩都衣舍聚焦在代购环节,赵迎光招揽一批买手,从韩国3000多个服装品牌中挑选出1000个,分给40位买手,每人每天从25个这些品牌的官方网站挑选出8件新品,从而给韩都衣舍带来了大量的流量。 因为代购商品经常出现断码断货的情况,引起顾客不满,于是赵迎光将代购商品改成了代购款式,将韩国受欢迎的款式带到国内加工生产。 2011年,赵迎光拿到IDG1000万美元投资,同行拿到投资后都在开实体店、建平台官网和拼命打广告,但这三个事赵迎光都没干,他只在做一个事:找人! 赵迎光找了6个合伙人,共同特点是没有一个人干过服装的。 为什么不找互联网行业的人? 赵迎光的回答是:“一家企业对于人性研究、管理研究、激发员工的研究更重要,所以我找人的时候,会找情商比较高的。” 最后,赵迎光设计出以产品小组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不同于传统企业,每个产品小组就三个人,每个小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收入和销售业绩是挂钩的,因此运作效率非常高。 靠着这种高效的运作方式,韩都衣舍击垮了所有的竞争对手,让韩都衣舍的销售额能在6年时间里,从130万到15亿,翻了近1000倍。 赵迎光能做得如此成功,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小组制”模式。 2. 3人一组,明确员工的功劳 传统大企业里,典型的问题就是功劳难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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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市与不上市的有什么区别?讲的太透彻了!

公司上市,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把公司的所有权分成若干小份,放在市场上流通,机构或个人投资者如果看好公司的行业或者前景,就可以到公开市场上买入该公司的股票。不上市就是不把股权放在公开市场上流通,如果有需求,就以非公开的方式进行转让。公司上市和不上市最大的区别就是:不上市的公司就是公司几个老板闷声发财;上市了就是带着所有投资者一起发财。 由于以上原因,上市公司承担的东西就会比非上市公司更多。第一:得向社会公开经营和财务状况。因为上市公司是面向公众的,不再是哪个老板或几个老板的个人公司。上市公司每年得定期披露财务报告,大小事务都得公告出来。遇到大事,得通过股东大会的表决。第二:上市公司具有融资优势。为什么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之后,都想上市呢?企业老板想通过上市实现身价的暴增,这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上市公司这个融资平台,企业一旦上市之后,融资渠道就变得更多。不上市的公司,遇到资金困难的时候,大多都只能指望金融机构去借贷,资质不好的公司,银行还爱理不理的。公司上市之后,就可以通过再融资、发行债券等渠道获取相对廉价的资金,有上市公司的平台做背书,找银行贷款自然也不是难事。另外,企业一旦上市之后,通过并购等方式将企业持续做大,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公司能上市而不上市,有两个原因: 一是公司不缺钱。目前的现金流非常充裕,自有资金完全可以应对再投资的需求;二是缺钱,但不想以出让股份的方式筹钱,所以只好去银行借债了。比如华为、老干妈这些知名企业,还有某些地方政府催促上市而因为有各种疑虑从而迟迟不上市的地方企业,都是这两种情况。 但一般来说,企业还是能够上市就尽量上市。因为企业再走到某一个阶段,几乎一定会面临资金问题。而银行的解决能力有限,著名的日本超市八佰伴就是因为只用公开市场发行短期债券的方式融资,而短期债券面临违约、银行又因为资金面紧张不批贷款,最后申请破产。 以债务方式融资,在债务到期很容易面临资金链紧张,再优质的公司也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股权融资的好处在于,出让一部分股权换取来的资金,形成的资产就成为了公司的资产,这部分资金永远不需要清偿,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于发展公司的长期业务。 此外,一般来说股权融资带来的合作方,很有可能对公司的业务有所了解且可以帮助公司业务进行进一步拓展,从而可以建立股东方之间的战略协同。以一部分股权换取公司在某一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这个买卖就很值当了。 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公司产权流动性的不同。相比于非上市的公司,上市公司的产权(股票)流动性是非常高的。 如果没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是没有什么流动性的。上市公司则不同,上市之后,他的股权其实是可以买卖的,并且很便利。在上市公司里,股权激励也是一种不错的管理手段,员工可能更乐于接受上市公司可以自由流动、变现的股票,而不是现金。 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在融资能力和途径方面也是有差别的。上市公司在IPO时会首次公开发行融资,之后也可以在市场上公开或者非公开进行再融资,还有并购时的配套募集资金,并且因为募集资金的对象范围大了,募资能力也是有增长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相较于没有上市的公司,上市公司的融资综合费率是比较低的。 上市公司股权的流动性增强了,相应的它决策自由性就减弱了。A股要求同股同权,规范履权。如果老板占股不够,公司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日常,很多决策还是需要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通过,这样一来,公司的运营就会受到多方掣肘。 当然上市也是需要成本的。上市对公司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主板下规范运营几年后才能筹备实现上市,上市之后更是要保持规范运营。这对很多公司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毕竟之前通过各种合规、不合规的方式减免的税,不仅不能减免了,还有可能需要补回来。 当然上市公司因为讲合规,所以不如非上市公司自由,有些企业不愿意上市,是因为不愿意公开财务,有些东西不愿意让人看到,也不愿意决策时让其它人指手划脚。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想上市,华为,老干妈,娃哈哈,这些名企都没有上市。 因此上市与不上市最大的区别,就是交易。上市后,可以一手一手高溢价交易,不上市公司只能大块大块打折交易。 那么为什么上市价格就会涨呢?这个其实是 A 股 IPO 给大家的错觉,在A股上市很少有破发的,这几年基本没有。反而是一上市就是三倍五倍的上涨,造富了千万人,很多公司上市了就不再想安心创业了,而是已经"功成名就",于是编故事,蹭热点,抬高股价,最后清仓式减持。这就是当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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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捞创始人:股权分配不合理该如何进行调整?

成功的企业也必定有成功企业家的基因。海底捞成功的背后,除了创始人张勇,还有一位默默奉献和忍让的合伙人——施永宏。 1. 坎坷- 从联合创始人到被踢“出局” 施永宏和张勇是自14岁起就是不分你我的哥们儿。 1994年,两人从中专技校毕业后,和李海燕(后成为施太太)、舒萍(后成为张太太)一起凑了一万块,每人各占25%的股份,开起了一家简陋得只有四张桌的袖珍火锅店。 因为没有钱去做广告,只能从名字上着手。“海底捞”是四川麻将术语,指的是最后一张牌自摸,这个名字既好记,也和火锅有联系,就决定取这个名字。这个好记又有代入感的名字很快被来往顾客记住。 尽管只有四个股东,可相当长时间内海底捞管理得比家族企业还家族。头两年没有账,大总管施永宏既管收钱又管采购。每个月结一次账,是亏还是赚全凭施永宏的良心。 顾客来了,大家凭着自觉性干,客人走了,就喝水聊天打麻将。这样的队伍忠诚但散漫。 有一天,四人中一向比较有决策力的张勇提出:“一间正式运作的公司,必须要有经理,我决定我当经理。”施永宏也没有异议,默认同意了。 在这之后,张勇掌握了绝对话语权,施永宏和其他人也都对张勇的威信力深信不疑。到2007年时,海底捞已经拥有3000多名员工,遍布简阳、西安、郑州、北京。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管理结构早已不是最初的一人领导三个合伙人那么简单,企业管理和发展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企业决策过程也不断被加速。 张勇除了很早就让自己的太太回家了,2004年让施永宏的太太李海燕也回家了。2007年,在海底捞的生意正快速起飞的时候,张勇竟让跟自己平起平坐的股东、最忠诚的死党、20多年的朋友施永宏也下岗了。 要知道施永宏夫妇也是海底捞50%的股东!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张勇不仅让施永宏下了岗,而且还以原始出资额的价钱从施永宏夫妇手中买回18%的股份,2007年,张勇夫妇成了海底捞68%绝对控股的股东。 为什么?表面的原因是海底捞准备上市时,财务顾问给他们的建议是,公司有绝对控股股东有利于上市。其实,公司内外,包括张勇和施永宏自己都明白,张勇认为施永宏的管理能力已不适应海底捞的发展。 施永宏怎么就同意了?他为什么同意张勇这种“强盗似的豪夺”?其实,不论从股权投入上,还是从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上,海底捞都是张勇夫妇和施永宏夫妇共同的孩子。 我问张勇:“你付钱给施永宏了吗?” “只是象征性地付了。”张勇说。 “那他为什么就同意了?”我又问。 “没有为什么。我说了,他就同意了。” 我始终不信。我见到施永宏第一句话就问:“海底捞现在这么赚钱,18%的股份可不是一个小数,你就这么卖给了张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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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方:老板,你会用干股吗?

干股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在现实中,很多的中小企业都在用,只是很多人没有理解透干股的特点,还不能驾驭干股的使用技巧,所以遇到很多问题和麻烦,甚至造成很大损失。 干股的特点 干股是没有出资金购买的股份,所以并不是真正的股份,只是假设拥有这么多的股份来分取红利。干股的获授者通常是公司的核心层及重要员工,比如业务、技术骨干,或者是对公司有过帮助的有权力、有资源的人。干股和过去晋商用的身股基本上是一个概念,有好处也有缺点。 干股的好处:第一,干股不牵涉真正股东的股权结构,不会影响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第二,干股风险较小且可控,出现矛盾以后不会给公司造成致命伤害;第三,易懂,而且操作简单,形式灵活,只需要做一些制度性文件或者和员工签订赠与协议,不需要在章程中体现。干股的缺点:干股的产权不是获授者的,所以获授者会比较看重短期利益,比如他会要求每年都分红,至于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并不是他最关注的,这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现金压力比较大;第二,一旦企业出现点问题,或者不能分红了,干股获授者就有可能跑掉,很难培养出优秀的中层团队。 所以干股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激励性强约束性差,二是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 为什么不相信干股 在企业处于成长期,管理还不够规范甚至野蛮生长的时候,用干股做激励是最好的选择。很多老板也意识到干股的好处,但是在运用时却容易走进静态干股陷阱,比如只是简单约定了分红比例,至于什么情况能分、什么情况不能分、分哪些、什么情况可以收回等都没有约定,导致干股在实际运用时走进很多死胡同,比如分红不合理但无法更改、无法收回等,企业很受伤害。 这种静态干股,对干股的获授者来说,非常乐于接受,不用花钱就可以有收益,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一旦做了这种静态约定,就形成了习惯,再想改变就会很难。我接触过一个公司,老板在创业初期给了高管们一些干股,随着公司做大,高管们对只有干股心里不踏实,想要实股,老板也愿意给他们实股,就让他们花一点钱把干股转成实股,但是他们不愿意。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干股投资是零,收益率却很高,白赚一样,而转成实股无论如何都是要花钱做投资的,不划算,而且要承担风险。作为老板,希望高管们能够与公司成为利益共同体,既能共享富贵又能共担风险,但是这种静态的干股却不能共担风险,相反会给公司造成不利甚至危险的后果,所以很多企业开始怀疑干股是不是真的好用。其实不是干股不好用,只是因为没有设计好。 如何设计干股 干股是一把双刃剑,用不好还不如不用,损失的一定是公司,麻烦的一定是老板。在中国把干股的优、缺点运用的淋漓尽致的是华为,其虚拟受限股就是干股的灵活运用。基于干股的特点,我们在设计干股方案的时候一定要发挥其优点、规避其缺点,比如利用增量、贡献发挥其优点,利用约束性、递延性规避其缺点等,通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干股获授要有条件。第一,给干股要有限制条件。比如先要有贡献,并且要任职到一定年限,在职有,离职就没有等。第二,不要长期用,干股适宜作为过渡,短期使用。在给干股的时候做好约定,比如什么时间转成优先股(享有优先分红权)、什么时间转成实股、如何转等。第三,如果一定要长期用,必须要通过绩效、时间做好约束,否则一定会对企业有伤害。 给多少,怎么给。第一,给多少干股、分红分什么,这需要公司做好筹划,根据自己的情况核算好,公司利润有多少用来弥补亏损,有多少用来发展,有多少用来分红,不是一股脑儿把全部利润都拿来分红。第二,通常可以考虑按照股份的15%~30%作为干股比例,至于每个人给多少,最好要参照每个人的贡献、年限、职位等来决定。第三,通常,大家习惯使用按照百分比给,实际上折成股数更合理。第四,可以分期给,根据业绩增加而增加,这种动态上升的趋势会给大家新希望。 干股分红要与业绩挂钩。干股给人一定安全感,不用干活就可以分红,但是对公司来说却恰恰要避免这种光等分红不干活的状况,所以干股分红一定要和业绩挂钩,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才会有分红,或者考核不合格分红要打折等,特别是实行干股的前几年,主动权在老板手里,一定要从公司发展的角度对干股进行约束性规定,而不是让员工感到有了干股他可以一劳永逸。 延期支付。分红一定会带来资金的压力,所以最好采取延期支付的办法,一来可以缓解资金压力,二来可以防止员工将来能分红就留在这里不能分红就跑。可以事先约定,每年的干股分红只在当年兑现一部分,其余的延期一年或两年支付,并且期满后再从这些分红中拿出一定比例购买实股,将干股转成实股,剩余的可以选择兑现也可以选择转成实股。 最好的激励措施是既有激励性又有约束性,没有约束性,很容易让人利用制度的空缺放大自己人性中不怎么美好的一面。干股不是白给的,分红也不是白拿的,给的时候要有贡献,分的时候要有约束,要和绩效挂钩,本着这样的原则才可能实现干股激励性和约束性的完美结合。 利用好优点,规避好缺点,干股还是非常好用而又简单的激励工具。 **欲了解更多企业资讯及背后故事,请点击加入我们的企业联盟群组。 推荐阅读: 【蚂蚁集团要上市了,值得投资吗?】 【投资理财中的五个“NO”!】 【孙正义最遗憾的一笔投资,他就此悟出了1条投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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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阿里、腾讯、小米和华为都爱给员工发股权?

企业要成长,事业要发展,就必须引进人才,就必须对人才进行股权激励。例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等人力驱动型的企业,虽然启动资金不多,但是通过人力创造了巨大的增量价值。 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 阿里巴巴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合伙人制度。马云只占阿里7.8%的股权,却依然把公司控制权紧紧掌握在手里。 马云曾经说过,未来不是人才的竞争,而是合伙人制度的竞争。 合伙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突破传统股权制度,美国资本市场承认同股不同权,人力资本具有比货币资本更大的话语权。 阿里巴巴由于多次融资导致股权被稀释,虽然阿里管理团队的股权不到10%,但马云团队在企业的话语权超过50%以上。 尤其软银是最大股东,把其所持有的不低于阿里30%普通股的股票权置于一个投票信托管理之下,受马云及蔡崇信支配。 这种模式就是AB股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充分体现了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主导作用。这证明创始企业家与人力资本不仅要获得价值权,同时要保证核心人才队伍对企业的控制权。' 腾讯:喜欢给员工发股权 腾讯的股权结构相对比较合理。早期的股权结构中,马化腾占股只有47.5%,但他的大学同窗、创业伙伴——张志东占股有20%,两个人加起来超过了三分之二,也能形成绝对控股。 而且即使后面经过几轮融资,腾讯团队加上马化腾的个人股份,依旧可以保证核心团队对企业的控制权,确保企业家与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核心作用。 同时,腾讯一直通过股权激励、优厚的福利政策来奖励员工,吸引行业内最优秀的人才。而腾讯也是互联网企业中员工流失率最低的企业。 去年7月,腾讯发布公告,声称为“嘉许奖励人士所作贡献并吸引及挽留本集团持续经营和发展所需的人才”,将发行17870595股新股,奖励10800名员工。以当日的收盘价计算,这一批股份的价值约42.2亿元,人均39万元。 其实,腾讯用股权激励员工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对员工进行股权激励。 2007.12腾讯宣布进行股权激励计划,成本由腾讯支付,有效期为十年。 2008.8 向184位员工授出101.605万股新股,市值约6807.535万港元,平均每人被奖励股份市值约37万港元。 2009.7 对1250位员工发放818.118万股股票,涉资总额约6.45亿元人民币。当时腾讯的员工仅为5000人左右,股权激励的员工占了近四分之一。 201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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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合伙人:“美国最适宜工作的公司”

1)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1982年夏天,美国加州一个社区蓝球场上,焦阳似火,两个男人正挥汗如雨地投蓝。他们一位叫杜纪川,是一名房地产销售,一位叫孙大卫,是一名硬件工程师。二人相识于这个蓝球场,因为都是华人,性格又非常合拍,几场蓝球下来,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休息间隙,两人坐在蓝球场上聊天,孙大卫说:“哎,你知道吗,我们公司一块主板机售价2000美元,成本却只有200美元,还非常好卖,实在很好赚啊!”大卫已经不止一次跟杜纪川说这个事情了,这次,对房地产销售不太感冒的杜纪川下定决心:“那不如你来设计主板,我负责销售,咱们自己出来干吧!” 于是1982年,二人同时辞职,在杜纪川家里的车库创办了专门做服务器内存的公司CAmintonn。因为赶上了美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的生意出奇地好,常常是产品还没出来,人家就已把货款交到他们手上。 这次懵懂而冲动的初次创业,因为幸运地踩中了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风口期和黄金期,市场上的产品供不应求,只要生产得出来,就一定卖得出去,发展得顺风顺水,短短2年之后,就被当时的行业巨头AST收购,每个人分到了100多万美金。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两人对于之后的打算也十分默契——把钱交给孙大卫当时的股票经济人去打理,准备过起闲云野鹤的退休生活。 然天有不测风云,1987年10月,华尔街爆发了著名的1987大崩盘,一天之内,他们从百万富翁变成了一无所有,还欠下了不少债务。 这个时候,他们一个已经47岁,一个已经36岁,人到中年,原本只想要平静的生活,不想遭遇这般起落,如何是好?孙大卫对自己经济人的判断失误感到很抱歉,但杜纪川安慰说这场灾难之下很难有人幸免,患难之时见真情。 1987年10月,杜纪川找到了最后的2000美元,充当了新公司的启动资金,就这样,他们开始重新创业,并为公司取名“金士顿科技(Kingston Technology)”。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如果没有这次股灾,世界上会多两个实现财务自由回归家庭生活的中年男人,却少了一家享誉全球的伟大企业。 2)商业模式 正值个人电脑成立风靡之时,公司成立之后,就瞄准计算机内存业务,但是当时的内存市场被美日大场把持,一时难以破局,就在这个时候,当时还是芯片二级厂商的“三星电子(Samsung)”杀入美国市场,金士顿和它结成联盟:Samsung为Kingston提供芯片,Kingston负责把它加工为“内存模组”后,再去市场上与美日大厂竞争。 在这种合作模式推动下,Samsung成为芯片制造的一线大厂,而Kingston作为它的下游厂商,也成为内存模块市场的领导品牌。 在与Samsung合作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低迷不景气的时候,Kingston只要还有力气,即使亏损也会“吃”掉Samsung的芯片;而当市场好转的时候,Kingston也总能比以对手低很多的价格拿到芯片。因此Kingston和Samsung之间,可以说是建立了某种默契的少见的上下游厂商之间的“信任”关系。 2008年,苹果公司减少订货量,闪存价格面临下降压力,Kingston出手“援助”Samsung,关键时刻吃下大量闪存,同时在也增加向其它芯片厂商的采购量,对稳定行业价格功不可没。 采购之后,Kingston再针对不同区域开展降价活动,以抢占市场份额。这种“先吃小亏后占大便宜”,以“相对固定的采购模式”来换取对方信任的风险管理理念是Kingston初始得以立足的核心,也是创始人性格和价值观的体现。 后来,Samsung送了一块匾给金士顿,上写中国成语“礼义廉耻”,道出了它们之间合作的基础与要义。 Kingston这种“商业性格”处处都有体现,不仅是在对合作伙伴上,两位创始人之间、和每一位员工之间,都能寻得其踪。 3)最佳合伙人 杜纪川和孙大卫天然具备了好合伙人的四大标准:互相信任、能力互补、全职出力、必须出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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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伙人:从联想到新东方,合伙终局是散伙?

对于合伙人来说,有时候,从合伙到散伙仅仅是一步之遥,如何做,不仅体现各自的经验和智慧,更体现其视野和格局。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聚散离合似乎也是创业与人生常态。 5月18日下午,百度宣布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陆奇由于个人和家庭原因,无法继续全职在北京工作,将从7月起不再担任总裁及首席运营官,但仍将继续担任集团公司副董事长。百度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高层大换血后,“变革者”陆奇最终交还了权力大棒,李彦宏或重回一线执掌百度,而也正好呼应了李彦宏没有合伙人的传闻。4月27日,雷军发内部信,对小米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联合创始人周光平和黄江吉辞去公司职务。小米最初的“八大金刚”还剩下了林斌、雷军、黎万强、刘德、王川、洪锋等6人。两人的离开,雷军举行了欢送会,黄江吉也在微博上盛赞雷军:“最有情有义的老大雷军。”4月15日下午,360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董事会收到高管辞职报告,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姚珏即日起离职。当晚,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发内部信称:姚珏是我创建360至今最为重要的战友、朋友,或者说亲人。她在帮助我和360完成了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一些大事后才提出休息,从中可以体会到她对360很深的感情,让我特别感动和钦佩。 创始人与合伙人的合作关系一向微妙而脆弱。早在2013年上半年,电影《中国合伙人》的经典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一时引发无数共鸣,人们感动于“新梦想”三位创始人创业初期的肝胆相照,也扼腕于财富膨胀后三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纠葛。导演陈可辛事后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往后拍下去,必将散伙。而“合伙人”变“散伙人”的事情,在中国大地上几乎还在天天上演。30多年民企发展路,他们的经历就如电影主角般跌宕起伏,这就是现实版“中国式合伙人”的离合春秋。 01. 中国式合伙的终局是散伙? 新东方俞敏洪:如果一开始就用王强、徐小平,新东方可能很快会死掉。正如《中国合伙人》所描述的那样:三位好友一起创业,最后把公司送到国外上市。现实中的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也一起把新东方送进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唯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新东方三驾马车最终各走各的路,王强和徐小平离开新东方并创立真格基金,成为业界著名的天使投资人。而俞敏洪则“被锁在新东方做一名职业经理人”——真实上演了现实版的“中国散伙人”的故事。▲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尽管俞敏洪说《中国合伙人》的诞生和他“基本上没有关系”“电影中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差了很远”,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把两者联想到一起。如此一来,这部电影反而具备了反讽的意味,因为“散伙”才是当下中国企业家里每天都上演的剧目。而新东方合伙人散伙,事实上说明了对公司管理混乱,这和合伙时没有设定具体的管理制度有非常大的关系。 而俞敏洪在他的《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这本书中反思当年徐小平、王强离开新东方的这段历史时,他自曝,“我将徐小平请出了董事会,因为曹操比刘备更适合当合伙人,杀功臣才是好皇帝!” 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用不同的人。他提到,不同时代就要做相应的改变,新东方初期借助家族经营的力量做大,所以从一开始没有请王强、徐小平回国帮忙。随着公司发展壮大,家族成员变成新东方的发展障碍时,俞敏洪开始引进外来人才,成功将新东方推进了新的发展阶段。 正如俞敏洪所言,真正的企业合伙人关系比电影复杂。 02. 联想柳传志和倪光南之争 1994年联想集团创始元老倪光南状告柳传志事件尤其具有代表性。联想走到第十年,曾经亲密无间的战友走到决裂边缘。“赢家”柳传志面对被媒体戏称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之战时,曾无限伤感:“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柳传志口中的“他”指的是倪光南,后者是曾主持开发联想汉字系统的集团总工程师。▲柳传志倪光南是技术派,柳传志是销售派。由于在研发路线上产生意见分歧,倪光南与柳传志渐生不和。每次工作会议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整整半年。倪光南对标英特尔“芯片”技术,希望全力开展“中国芯”工程,却被柳传志当场泼冷水:“有高科技产品,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出去,才有钱”。在当时的柳传志看来,联想的实力无法匹配“中国芯”工程的需求,出于工业基础、技术储备、资本实力等方面的欠缺,中国公司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国际电脑行业格局。倪柳关系迅速恶化,倪光南开始向中科院控告柳传志,内容从个人作风发展至严重经济问题,两人交恶遂全面曝光。 但中科院派出的工作组调查称,“没有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至此,胜负似乎已浮出水面。 1995年6月30日,200名联想干部被召至六层会议室。柳传志和倪光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时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联想董事长曾茂朝宣布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倪光南被免去总工程师的职务。倪柳恶斗持续多年,后来倪光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1995到1996年是他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如果当时柳传志不把他“踢出”联想,他也可能会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难以开展自己新的人生。 据说,会议之前就得知倪光南会“出局”的柳传志当众掩面而泣,掏出手绢来擦泪,令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倪光南则无动于衷,后来他称柳传志“流泪只是表演”。倪光南离开后,联想逐渐缩减过去包括程控交换机、打印机等方向繁多的技术研发,转向了个人PC制造。在倪光南离开的第10年,联想用5亿美元完成了对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2013年,联想电脑销售量升居世界第一;2014年联想完成对摩托罗拉移动的收购。 ▲倪光南 而作为这场战争的“出局者”,倪光南到现在依然坚持“中国应该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想法。近年来,他致力于在中国推广Linux等开源软件、推广国产CPU、国产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 不过“倪柳之争”有三点值得思考:第一,分歧发生在联想进入发展瓶颈期,当时联想汉卡产品江河日下,面临转型,一个想进攻,一个想防守,无谓对错,通向罗马的路不只一条;第二,从结果看,中科院、联想内部高层均力挺柳传志,侧面说明股东不愿冒险“烧钱”,这种情况,放到今天,恐怕是另一番景象。第三,如果被踢出局的是柳传志,联想还会是今天的联想吗? 03. 万通六君子的“和平分手” 分庭而不抗礼,有机会再合作,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是一个太平洋和海纳百川的问题。 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王功权、王启富和刘军,这六位在商界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在1991年创立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此后六兄弟陆续离去,直到2003年王功权离开公司,剩下冯仑为止,历时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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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合伙人典范:给员工发1亿美金,成为享誉全球的行业老大!

1.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1982年夏天,美国加州一个社区蓝球场上,焦阳似火,两个男人正挥汗如雨地投蓝。他们一位叫杜纪川,是一名房地产销售,一位叫孙大卫,是一名硬件工程师。二人相识于这个蓝球场,因为都是华人,性格又非常合拍,几场蓝球下来,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休息间隙,两人坐在蓝球场上聊天,孙大卫说:“哎,你知道吗,我们公司一块主板机售价2000美元,成本却只有200美元,还非常好卖,实在很好赚啊!”大卫已经不止一次跟杜纪川说这个事情了,这次,对房地产销售不太感冒的杜纪川下定决心:“那不如你来设计主板,我负责销售,咱们自己出来干吧!” 于是1982年,二人同时辞职,在杜纪川家里的车库创办了专门做服务器内存的公司CAmintonn。因为赶上了美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的生意出奇地好,常常是产品还没出来,人家就已把货款交到他们手上。 这次懵懂而冲动的初次创业,因为幸运地踩中了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风口期和黄金期,市场上的产品供不应求,只要生产得出来,就一定卖得出去,发展得顺风顺水,短短2年之后,就被当时的行业巨头AST收购,每个人分到了100多万美金。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两人对于之后的打算也十分默契——把钱交给孙大卫当时的股票经济人去打理,准备过起闲云野鹤的退休生活。 然天有不测风云,1987年10月,华尔街爆发了著名的1987大崩盘,一天之内,他们从百万富翁变成了一无所有,还欠下了不少债务。 这个时候,他们一个已经47岁,一个已经36岁,人到中年,原本只想要平静的生活,不想遭遇这般起落,如何是好?孙大卫对自己经济人的判断失误感到很抱歉,但杜纪川安慰说这场灾难之下很难有人幸免,患难之时见真情。 1987年10月,杜纪川找到了最后的2000美元,充当了新公司的启动资金,就这样,他们开始重新创业,并为公司取名“金士顿科技”。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如果没有这次股灾,世界上会多两个实现财务自由回归家庭生活的中年男人,却少了一家享誉全球的伟大企业。 2. 商业模式 正值个人电脑成立风靡之时,公司成立之后,就瞄准计算机内存业务,但是当时的内存市场被美日大场把持,一时难以破局,就在这个时候,当时还是芯片二级厂商的“三星电子”杀入美国市场,金士顿和它结成联盟:三星为金士顿提供芯片,金士顿负责把它加工为“内存模组”后,再去市场上与美日大厂竞争。 在这种合作模式推动下,三星成为芯片制造的一线大厂,而金士顿作为它的下游厂商,也成为内存模块市场的领导品牌。 在与三星合作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低迷不景气的时候,金士顿只要还有力气,即使亏损也会“吃”掉三星的芯片;而当市场好转的时候,金士顿也总能比以对手低很多的价格拿到芯片。因此金士顿和三星之间,可以说是建立了某种默契的少见的上下游厂商之间的“信任”关系。 2008年,苹果公司减少订货量,闪存价格面临下降压力,金士顿出手“援助”三星,关键时刻吃下大量闪存,同时在也增加向其它芯片厂商的采购量,对稳定行业价格功不可没。 采购之后,金士顿再针对不同区域开展降价活动,以抢占市场份额。这种“先吃小亏后占大便宜”,以“相对固定的采购模式”来换取对方信任的风险管理理念是金士顿初始得以立足的核心,也是创始人性格和价值观的体现。 后来,三星送了一块匾给金士顿,上写中国成语“礼义廉耻”,道出了它们之间合作的基础与要义。 金士顿这种“商业性格”处处都有体现,不仅是在对合作伙伴上,两位创始人之间、和每一位员工之间,都能寻得其踪。 3. 最佳合伙人 杜纪川和孙大卫天然具备了好合伙人的四大标准:互相信任、能力互补、全职出力、必须出资。 1995年,金士顿年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发展势头十分强劲,而就在此时,日本软银的老板孙正义找上门来……这之前金士顿曾经找过软银,想请他们做当地代理,当时想法只是让他们帮着卖金士顿的产品,然而这次孙正义却给出令人震惊的价格(14.5亿美金)要求收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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